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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担心的是美国对我们的高科技企业的钳制，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想好应对办法。

新基建的内容，有关媒体列了七项。第三，用对受困企业员工发放工资补贴或消费券的办法兼顾救助企业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有些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配置，一个典型案例是华为的部分业务由深圳转到东莞的松山湖，但大量企业未必有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很重要，但都不容易，有的是长期以来未能啃下的硬骨头。再次，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还未可知。这样就可以把稳企业、稳就业、扩消费、降成本几件事情结合起来，使政策更好地起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

——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此项重要改革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各自实际出发，集中利用土地资源，为都市圈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水平分工的时候，你和别人既有互补、有合作，也更有竞争，国际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国际环境会更加复杂一些。

我们讲内循环、双循环，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趋势，更多地和国际社会联系，更多地利用外部的资源，更多地和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链和经济体。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继续在推进，全球创新链在不断地发展，其实是更加密集地在发展。第二，关注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创新是靠数字技术的。

在平台上一起练，一起上传，还可以比赛，社区之间、城市之间，包括国际之间，既是端对端，又可以形成一个社区，在平台上相互比赛，这也是要靠数字经济。二是，通过外循环，能够让我们国内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能力发挥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家居的适老化改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改造，这个量非常大。因为国内的供给侧改革，重要的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使我们效率更高、质量更好。把这三者能结合起来的，是要靠数字技术。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这个发展是持续的，我们的创新在那些卡脖子关键技术上，一定要做好，不能被别人掐住;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创新链发展的格局，在我们创新布局上也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全球创新资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国际贸易弥补我们国内生产要素方面的一些短项，来让我们的经济要素更匹配，效率更高。而且对任何小额的个人有一点贷款、小企业有一点贷款，它都可以做，数字技术将来也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方式。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定制、小批量灵活生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这个量是很巨大的，这也是让相当一批人进入城市、进入现代生活之中，让他们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社会保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要通过外循环，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的顺畅运转的基础。

因为用的是闲置设备，速度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大概比一个固定工厂生产成本低一半，而且效率非常高。我们慢慢地既出口那些原来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地在向高端出口一些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垂直分工变成了水平分工。

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现在一些最重要的新产品，比如特斯拉，这个汽车的国际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汽车要多，它利用的各个国家的零部件来组合这个汽车，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车要多。我举一个例子，像连锁的早餐店，一进去以后，您已经不需要拿上餐去排队交款，每一个餐的外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把餐拿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扫码付款就可以了。跟跑的时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你知道这个技术用在哪，你知道它的配套产业是什么，你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确的，你只要跟上去，缩短差距，就把事情做好了。4、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制造? 江小涓：我们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它就是一个云工厂，它自己没有设备。2000年的时候，全球跨国公司的创新链中间的海外部分，我们只占3%。这应该是我们消费中质量最重的一部分。

我们原来产业创新链中间基本就是做一件事，就是把国外的技术当地化。两个面都要讲，一是，他是巨大的消费潜力。

有了稳定的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愿望，他就可以做长期的安排，可以买房，可以租房，有家居，安排孩子的生活，安排一个很长期的消费打算。既可以促进消费，买车;又促进旅游，避开了公共交通的痛点，卖得非常好。

首先，数字技术会从现在的消费端为主直接向生产领域扩张。现在，我们已经在跨国公司全球创新链中间占了20%多了。

但是这也是常态，很多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就是水平分工、相互合作竞争的关系。2、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我们该怎么干? 江小涓：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让我们供给侧更有效率，更快迭代。十四五时期，我们的国际环境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供给侧怎么匹配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升的需求，要迅速、灵活地调整，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产品，这是对生产端的重要需求。

它了解每一个工作者、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要素。我们获得的利润、获得的工资，很多都是搭载在出口商品上的。

所以，两业融合真正地推进，我的理解要靠产业互联网、靠数字技术。我们原来讲生产组织方式，需要企业匹配一个非常完备的生产线和所有的生产员工、技术，将来有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单元式的生产要素，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设备师，我是一个专门的设备供应商，来了生产任务之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资源，这个将来是对整个生产方式的一种颠覆。

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产业集群，在一个不大的范围里面有很多中小企业，接到一个订单，它就向区域里面的企业问谁有空闲设备，然后把区域中间的空闲设备组织起来一单一单生产，这一单做完了，云工厂线就没有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和其他国家大致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为主，我们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其他国家的技术好，它做高端技术的产品，我们互相交换。

从当前的疫情看，既要防疫，又要复工复产，还要扩大消费。5、畅通内循环，消费的作用有多大? 江小涓：我觉得国内循环为主，首先还是要从消费入手。现在我们强调恢复旅游，旅游的最大痛点，一个是景区人多，一个是公共交通。扩大消费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要利用数字技术让防疫、消费、生产能够很好地匹配起来。

我觉得老龄社会的消费需求、生活需求，将来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数字经济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

我听过很多老年人跟我讲，希望家里面处处都是扶手，很多地方安呼唤器，很多东西的高矮、软硬、可及性、安全性，都是要根据老年人的需要，适老化的改造，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里面背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央一直在强调两业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个将来要靠数字技术。

长期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最近我去一个企业，海尔有一个平台叫卡奥斯平台，上面聚集了数万家企业，他们联合这个平台上的企业，直接开发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房车，处处联网，实时在线，很多事情是智能的。